赵丹是被国家用政府的名义授予的第二位“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大师，第一位是作家老舍。
赵丹，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演员，是我国卓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一名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话剧演员，他的光彩不仅仅来自于它塑造的一系列生动感人的银幕形象，更在于其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他名字永远镌刻在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纪念碑上……
左翼电影的地狱之火
赵丹原名赵凤翱，祖籍山东，1915年8月7日生于江苏扬州，从小随父亲来到南通。父亲在南通开一家影戏院，使赵丹从小就看了不少电影、戏曲、话剧，这些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上中学时，他曾与好友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等组织“小小剧社”，演出过田汉的《南归》《苏州夜话》及熊佛西的《艺术家》等话剧，在南通颇有影响。中学毕业后，他考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国画，专攻山水；同时他参加了“新地剧社”、“拓声剧社”、“大道剧社”等组织的演出活动。与顾而已、徐韬、姚展等人组织了“美专剧团”，首演田汉编剧的《C夫人肖像》，他饰演了张人石一角，表演非常出色，轰动一时。“九·一八”后激于爱国热情，他经常在工厂、学校、街头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剧目，比如《乱钟》《决心》《SOS》《月亮上升》等，并参加了“左翼剧联”的活动。这时，年轻的赵凤翱，对革命充满热情，取红色象征革命之意，更名赵丹。（本文作者为江苏省影协会员）
1932年，他的表演引起了当时明星公司李萍倩的注意，在他极力推荐下，赵丹弃学加入了明星公司。在无声片《琵琶春怨》中扮演一个纨袴子弟，此后便成为该公司基本演员，先后拍摄了《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到西北去》《乡愁》《清明时节》《小玲子》《热血忠魂》《落花时节》《女儿经》《青春线》《夜来香》《大家庭》《二对一》《三姐妹》《女性的仇敌》《翡翠马》等20多部电影，显露了他的艺术才华，成为引人注目的“明星”。在这些影片中，他拓宽戏路，进行多角色类型表演实践，取得了成功。
赵丹作为一个演员，同时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之间。1933年，赵丹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那时他才18岁，随后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具有一流水平的话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了世界名剧《娜拉》（饰海尔茂）、《大雷雨》（饰吉洪）、《罗密欧与朱丽叶》（饰罗密欧）等世界名剧，极受观众的欢迎，尤其是饰演罗密欧一角，使他获得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在这些舞台演出实践中，赵丹勤于思考、精心钻研，虚心学习前辈及同行的演技，兼收并蓄，运用到角色创造中去，获得一定的成就，使他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话剧演员。
1936年到1937年，赵丹主演了《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两部优秀影片。
《十字街头》通过几个失业的大学生找不到生活出路的痛苦经历，表现了他们的失业和贫困、伤惶和挣扎，生动地揭示了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三十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批判了软弱的消沉行为，肯定了觉醒起来，走向抗敌斗争的正确道路。影片截取了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在“一板之隔”的饶有趣味的戏剧情境中，通过一批知识青年之间富于情趣的矛盾和生活，展示了很广阔的生活图景。赵丹在影片中扮演失业大学生老赵。由于赵丹自己的当时的经历、性格、思想状态与角色非常接近，为他扮演角色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他演起来得心应手，把老赵那种天真、忠厚、热情、纯朴到有点傻气的知识分子形象，生动活脱地体现在银幕上。但他的表演也带有一些夸张的成分。赵丹说：“老赵这个人物越看越像自己，处世阅历不深、稚气、追求朦胧的正义。那种罗曼蒂克的生活：忍饥挨饿，然而无忧无虑，简直就像我们自己的生活一样。”在此片中，赵丹的表演比较热情，但由于太注重本色表演，又受夸张的舞台表演的影响，难免失之于热情泛滥和演技的过火，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塑造的真实与深刻。
《马路天使》是赵丹的又一部代表作。影片由袁牧之编导，把镜头对准了都市下层贫民的日常生活，再现了他们痛苦与希望相交织的生存状态，具有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同时，《马路天使》更是一幅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市井风情画，生动地刻画出妓女、歌女、吹鼓手、报贩、剃头匠、小报摊主等一群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通过对人物悲惨命运的描绘，揭示了东北三省沦陷后我国劳动群众的痛苦生活，抨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这些出身卑微的贫苦青年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极度匮乏，多年的动荡与战乱也使得他们孤苦伶仃、家破人亡，然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在艰难的岁月中互相扶持、苦中作乐，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赵丹在片中扮演吹鼓手陈少平，比较真实、自然地刻画了角色心地善良、热情助人、淳厚朴实而又喜欢自作聪明的形象，较好地克服了他在《十字街头》中表演过火的毛病。《马路天使》于1937年7月公映，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在谈到这个角色的创造时，赵丹说：“《马路天使》中的人物不是自己，导演时常提醒我要在自己身上找通向人物的东西。过去所熟悉的不能依附了……由于无法依附，就不能不将那些模拟的、表演情绪的杂质舍弃掉；由于无法依附，就逼着自己不能不从生活出发，从自我出发，进行创造。”就这样，赵丹极力去观察了解影片中描写的“下等人”的生活，搜寻记忆中对这些人的印象，《马路天使》是赵丹表演艺术的转折点。从此，他逐步形成了自已的表演风格：火热的激情，鲜明的个性，深邃的意境，丰富的色彩，浓郁的民族特色，并开始在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上进行有意识的探索。曾经编著《世界电影史》的法国著名电影史家萨杜尔认为：“《马路天使》是新现实主义的先驱，是中国电影的光荣”。意大利影评家卡希拉奇则认为：“意大利引为自豪的新现实主义，还是在上海诞生的”。赵丹主演的《马路天使》堪称中国电影史上一部完美的电影，即使在今天观赏也依然魅力逼人，尤其是影片对当时上海下层市民生活的艺术展现，在今天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
1937年，抗日的烽火燃遍全国，赵丹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参加了著名的《保卫芦沟桥》演出，并加入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演剧三队，从上海出发，经武汉至重庆，沿途深入民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塞上风云》《上海屋檐下》《全民总动员》等抗日救国的戏剧。1938年秋，中央电影摄影场曾要求赵丹去导演一出舞台剧，赵丹坚持要排田汉改编的鲁迅著作《阿Q正传》，当时，“中电”是受国民党控制的，排这样进步的剧目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赵丹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力争，终于迫使“中电”同意。1939年在“中电”拍摄了《中华儿女》，扮演一个被日寇害得家破人亡，拿起枪英勇抗战的青年农民刘二哥。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加入了昆仑影片公司，连续出演了《幸福狂想曲》《遥远的爱》《丽人行》《关不住的春光》《衣锦荣归》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在拍摄《幸福狂想曲》一片时，赵丹与黄宗英演一对情人，停机后两人结婚。这时期，随着阅历的加深，经验的积累，他的表演有了显著的进步。
这个时期，一些介绍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译文传到中国，赵丹读过之后，产生了热切的憧憬和向往，希望中国也能建立一个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演剧团体，从而建立起根据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发展起来的戏剧表演体系。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他却感到茫茫无着。正在此时，赵丹看到了新疆某中学举行话剧会演的报道，年轻的赵丹抱着到那里去开拓戏剧工作，将来到苏联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去实习表演的愿望，与好友徐韬、王为一等进步艺术家于1939年6月出发，来到新疆，在那里拓展戏剧工作。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恐慌，受到了反动军阀的迫害。结果，从1940年5月到1945年4月，赵丹被反动政府关进监狱达五年之久，后经周恩来同志设法营救，他才得以出狱。
抗战胜利后，赵丹回到上海，在“中电”二厂连续参加拍摄了进步影片《遥远的爱》（饰演大学教授肖元熙）、《幸福狂想曲》（饰演穷苦小市民吴志海），并导演了讽刺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抗战胜利进行掠夺和“劫收”的影片《衣锦荣归》。
1948年，赵丹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电影阵地——昆仑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关不住的春光》（饰流氓吴警之）、《丽人行》（饰革命知识分子章玉良）、《乌鸦与麻雀》（饰小摊贩肖老板）等进步影片。这一时期，赵丹的表演有了显著的进步，随着年岁增长，阅历加深，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更深刻准确了，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他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他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进步电影运动，参加拍摄的影片多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这样的题材和内容也促使赵丹不断地到现实生活中去汲取营养，捕捉形象，以丰富自己的银幕创作。总之，生活的锤炼，探索的实践，使赵丹的表演艺术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迈着坚实的步伐不断前进。影片《乌鸦与麻雀》中“小广播”肖老板形象的塑造，正是赵丹表演艺术趋于成熟的一个明显标志。
《乌鸦与麻雀》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优秀影片，陈白尘执笔编剧，它形象地记载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页。影片通过肖老板、华先生这一群小市民人物在以侯义伯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压榨下的呻吟和痛苦、幻想和觉悟，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的混乱、黑暗和光明即将来临的社会面貌。这部影片还以演员阵容的强大而著称。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生动地体现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其中以赵丹扮演的肖老板尤为突出，不仅有生动的外部造型和动作，而且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和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肖老板是一个时代感很强的形象，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都市小市民的典型。他愚昧而自作聪明，他软弱而假装强悍；他目光短浅而野心勃勃；他无所事事，以东打听、西广播为乐趣；他在社会的底层挣扎，饱受压榨和欺凌，却麻本不仁，用自我解嘲来慰藉灵魂。赵丹在塑造“小广播”肖老板时，把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日常与这类人接触中汲取的很多具体形象的素材，运用到角色创造中去，活灵活现地塑造了肖老板这一艺术典型，特别是肖老板做黄金梦的那段戏，肖老板坐在破躺椅上晃悠，呷一口酒，吃两颗花生米，赵丹完全沉浸在肖老板自我陶醉的心境中，把肖老板自得其乐、自我解嘲的喜剧性格刻画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这一栩栩如生的人物，为中国电影艺术画廊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新中国电影的激情之火
赵丹用肖老板形象的成功塑造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1950年初，《乌鸦与麻雀》完成上映，很受观众欢迎，获得文化部1949年—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的一等奖。
建国以后，赵丹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并参加了话剧《屈原》的演出，拍摄了《武训传》（饰武训）《为了和平》（饰教授江浩）《李时珍》（饰李时珍）《林则徐》（饰林则徐）《风流人物数今朝》（饰高海林）《聂耳》（饰聂耳）《海魂》（饰吴春官）《烈火中永生》（饰许云峰），还自编、自导、自演了《青山恋》（饰路春）。
《李时珍》通过我国明代药学家李时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以实事求是的严格科学精神，编纂《本草纲目》的故事，歌颂了李时珍关心人民疾苦的优秀品德及献身科学的崇高精神。赵丹塑造李时珍的形象，付出了艰巨而创造性的劳动，终于找到了通向角色的正确道路，片中的李时珍从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时间跨度很大。赵丹善于用不同声调、音色、吐字来刻画李时珍心理的变化，他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把它们注入到角色中，创造出一个既有历史感又能与当代观众心理沟通的典型形象。他说：“我演李时珍，最初是从服装这一环来解决历史剧的负担，又从有关演员的生活关系中获得人物关系的信念，而真正使我获得角色自我感的，则是在劳动中，在农村中，在自然环境中。”赵丹在天姥山、富春江、黄山一带拍摄外景时，他身穿古代服装与当地人民一起劳动、生活，他觉得，祖国壮丽的山川“把它孕育过李时珍的那种野趣、那股山川灵秀之气一直送到我的心底，给我以格外神奇的默示，作用我的气质、感情的改变，在那样质朴的环境和质朴的气氛中，我才比较充分地获得角色自我感。”李时珍的形象塑造，赵丹更注重从内部气质来抒发感情来体验人物，寻找人物感情的形式和节奏，所以李时珍的形象塑造得真实自然，深沉含蓄，清逸古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
也正是从《李时珍》开始，赵丹着力于进行表演艺术民族化的初步尝试，到塑造林则徐形象时，赵丹在这方面的探索已有了可喜的成果。
《林则徐》的形象塑造使他有意识地将中国戏曲和中国绘画的传统表现方式运用到表演中去，真实感人地塑造了林则徐这位中国近代史上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通过精密深入的案头工作，以“真璞”为形象的基本内核，以“阳刚”为角色的基本色调，以中国写意画大落笔的手法为基本风格，并在角色总布局上力求有刚有柔、有张有弛、有动有静、有浓有淡、有虚有实。而在表演过程中，又不停留在捕捉形象的表面特征上，而是紧紧抓住角色内在的思想感情，从人物形象的整体把握和规定情境出发，全局在胸、张弛有致。赵丹说：“我确实感到，林则徐身上所表现的爱国精神、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不仅仅是形象的基本精神特征，而且和今天我们的政治感情结合了起来，在这一点上，作为生活中的我同角色的我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赵丹在《林则徐》一片中的表演做到了感情真挚浓烈，色彩鲜明丰富，节奏跌宕多变，气势宏伟磅礴，刻画精巧细腻，意境深邃隽永，《林则徐》是中国电影表演史上的新里程碑，不仅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并多次在国外映出，受到普遍赞许。
在1959年，赵丹在音乐传记片《聂耳》中成功地塑造了人民音乐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奠基人之一聂耳的艺术形象。赵丹主演的聂耳，是他毕生演剧史上的几块丰碑之一。他与聂耳不仅是同时代人，而且是心心相印的至交。这使他演来得心应手，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人们看到的《国歌》作者不是人们想象中严肃的长者，而是一个亲切而随和的平民化的人物。30年代，赵丹就与聂耳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成为知交，对聂耳有着深厚的情谊。拍摄过程中，聂耳的音容笑貌和当年共同战斗的情景，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和极其生动的细节涌现到赵丹的眼前，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和热情。与创作李时珍、林则徐形象不同，在塑造聂耳形象时，赵丹在表演技法上从大真实着眼，从小真实着手，寓主要动作于细节之中，寓典型性格于生活风貌之中，使整个表演既有鲜明、饱满、浓烈的战斗热情，又带有轻松、活泼的日常生活色调，赵丹所塑造的聂耳，脉络清楚，层次分明，自然流畅，色调浓重，感情炽热、性格鲜明，时代感强，充满了激荡人心的浪漫气息和明朗的幽默色彩。《聂耳》在1960年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认为《聂耳》“表明了我国电影艺术家在创作上的日益成熟”。《聂耳》在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时，获得国外观众的一定好评。赵丹对聂耳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他银幕形象创造中的重要收获。
《烈火中永生》是赵丹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在这部影片中，赵丹塑造了许云峰这位我党地下工作领导人的形象，为了表现许云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坚贞不屈的崇高节操，他满怀着革命激情，到“白公馆”、“渣滓洞”去体验生活，激发自己回忆在新疆监狱中的生活片断，把这种情绪记忆挪到拍摄中去。赵丹在《烈火中永生》里扮演的许云峰戏不是很多，但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也是有相当的难度的。赵丹在艺术创造上，总是精益求精，绝不肯重复自己。
怎样寻找许云峰性格基调呢？他说：最初，我读了小说《红岩》，许云峰这个人物被处理成“外向”的性格。而“外向”虽有其鲜明的优点，但也有流于外露的缺点。外露则易带出火气来，故只有“内向”的性格，才使涵于内。而内涵则易于获致演技深刻不火的效果……找到了许云峰的性格基调，就找到了人物的灵魂。为了把人物演得平易、内向、有份量，不是个被神化了的英雄，赵丹特别注意克服自己表演上“过火”、“舞台化”的残存痕迹，积极探索适合电影的即兴表演技巧，力求带着角色的正确感觉和真实感情，沿着角色的思想逻辑，达到一种真实自然的生活化表演。经过刻苦钻研和不懈努力，赵丹塑造的许云峰，是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他坚毅沉着、诚恳乐观、平易近人、机敏干练、凝重深厚、正气凛然。许云峰的艺术形象是我国银幕形象中的珍品。赵丹以许云峰的形象塑造达到了自己现实主义表演创作的高峰。
文艺批评的直言之火
赵丹是我国具有独特风格的表演艺术家，他一生塑造了众多的舞台形象和银幕形象。概括起来，他所塑造的人物，一般都具有火热的激情，鲜明的个性、丰富的色彩、深邃的意境，强烈的感染力量，浓郁的民族特色。他具备良好的艺术素质和较高的文学造诣，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戏曲、书法、绘画有比较深透的研究，这一切，犹如一股潜在的巨流汇入他的表演艺术创造中去，使他的表演，特别是后期的表演艺术增加了深度和厚度。《马路天使》以前，是赵丹艺术道路的准备阶段。《马路天使》以后，他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开始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探索。新中国的成立，为赵丹开创了施展艺术才华的广阔天地，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与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结合，使赵丹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不断前进，加上他自己勤于思考、善于钻研，积极探求，永不满足。终于，他用心血浇灌出灿烂的艺术之花，塑造了李时珍、林则徐、聂耳、许云峰等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
赵丹一生对中国表演艺术理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从拍摄《聂耳》起，赵丹开始有目的地回顾和认真地总结自己舞台、银幕的表演经验，准备编辑成书。手稿送到出版社不久，“文革”开始，赵丹受到迫害，这些字稿也被席卷到垃圾堆中。十年浩劫以后，只有一小部分手稿从各种渠道回到赵丹手中。赵丹从头开始，热情地为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等单位讲授表演艺术课程，担任了中央实验话剧院《鉴真东渡》的艺术顾问，并随中国艺术代表团访问了朝鲜、日本等国家，他在积极准备塑造周总理、鲁迅、李白、闻一多等艺术形象的同时，又对自己过去的表演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整理，日夜疾书，重新编写了《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本书，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阐明他所创造的“赵氏体系”理论，对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严格的解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许多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艺术见解，并对与他合作过的许多导演、演员的生平和创作发行了通俗易懂的介绍。这两本书，是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理论研究的宝贵财富。
1980年，中日合拍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邀请赵丹担任男主角，赵丹非常高兴，积极热情地开始投入角色准备之中。赵丹一生与许多日本朋友结下很深的友谊，当然希望在自己晚年能有合拍影片的机会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增进两国友好。不幸，影片尚未开拍，赵丹就病倒了。7月，万恶的癌症夺去了赵丹的生命。终前，他还念念不忘这部影片的拍摄。
赵丹还痴迷饰演鲁迅达20年之久。赵丹总是说他要将鲁迅还原为可爱的有乡下人气的天真长者。赵丹曾见过鲁迅，鲁迅逝世时他去拜祭过，并悄悄离去。赵丹在故乡南通小小剧社时就演过《阿Q正传》。文坛上，赵丹特佩服鲁迅。他曾想导演陈白尘编剧的《阿Q正传》。上影厂准备拍摄《鲁迅传》，组织创作人员赴鲁迅故乡体验生活。在绍兴，赵丹访问了昔日闰土的后代，踏遍了绍兴的山山水水。从百草园、三味书屋，到划乌篷船、听社戏、偷豆子、糊风筝，他都细心琢磨，赵丹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童年。赵丹说：“挡不住我想啊，我想得越具体越丰富，人物才能越饱满，我得把鲁迅从小到老到死一辈子的遭遇都一一想几个过儿，方能做到举手投足、言语顾盼只属于鲁迅。”赵丹以20多年的艺术青春年华迷醉饰演鲁迅，胡髭留了剃，剃了留，终于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间。1980年他走时，受病魔瘦下去的面颊和来不及剃的胡髭，使他看上去太像鲁迅了，太像了！
遗憾，赵丹没有能塑造鲁迅这个角色。然而，他却以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座右铭，他的文艺批评似鲁迅之笔，通透、机敏、幽默和自尊——风骨入髓。
就在他病重临终前的两天，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发表了他的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在全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10月10日，赵丹去世了。
这篇文章对理解赵丹太重要了。于是，我们不妨摘录几段：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赵丹当年发表此文后，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文艺界反响巨大，巴金、冰心、夏衍、阳翰笙、陈荒煤、白杨、张瑞芳等文化名流都表示支持。巴金当年10月11日至13日写的《赵丹同志》中就这样写道：“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没有默默地死去。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积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同年10月14日巴金又以《没什么可怕的了》为题撰文说：“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议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
赵丹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相信说真话的力量。50年代，他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横遭批判。之后的运动，因为他直言的性格，自然不会走好运，赵丹曾对周总理说：“总理呀，我是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拍片……”赵丹晚年不得不独自感叹：“一生多蹉跎，老来复坎坷！”
赵丹是一位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艺术家。他小时学过美术，写过小说、散文和剧本。1930年，赵丹在“上海美专”一边跟随黄宾虹、潘天寿等学习山水画，一边进行进步的戏剧活动。解放以后，在拍摄《李时珍》的外景地，祖国壮丽秀美的山川又勾起了赵丹的画兴。从此以后，只要一出外景，不管拍摄任务多么繁忙，走到哪里，赵丹就画到哪里。赵丹一生创造了许多书画作品，留下了大量的写生稿。他的书画作品，取材、构思和意境自有特点，千姿百态，洒脱奔放，明朗热情，充满活力，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受到我国书画界的重视。
赵丹在他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塑造了一系列光辉的艺术形象，为中国的戏剧和电影事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起大落有奇福，
两度囹圄发尚乌。
酸甜苦辣极变化，
地狱天堂索艺珠。
这首诗，是赵丹所作。它是赵丹坎坷一生的写照，也是赵丹创作道路的写照。赵丹不愧是一位人民艺术家，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辰百年，赵丹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重读赵丹，也许是对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的最好怀念。
（本文作者为江苏省影协会员）
